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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荒与钱祸 逃跑的“炒钱团”

时间:2020-01-30  作者:

前言:近来因无法偿还高额利息民间贷款的企业倒闭老板“跑路”事件频频上演,据里昂证券一份报告称,单是温州的民间未偿贷款总量可能已高达1兆元,专家警告严防“中国式次贷危机”的发生。

凌晨,杭州一个小区停车场入口,高利贷业者何金(化名)一行四人冒雨“踩点”。

“现在是最乱的时候。”昏暗路灯下,身着正装的何金踩灭菸头,对记者喟叹。

何金30岁出头,入行3年,运作一只数千万元的“信贷基金”。两天前,基金的一名客户——杭州一家服装企业老板关机“跑路”(即潜逃)了。之前他向基金借了370万元高利贷,作为银行到期还贷的过桥资金,而4天后此人从银行续贷出500万元便人间蒸发,名下资产早以离婚等安排悄然转移。

报案后公安局刑侦和经侦部门均不接案,答曰:“这种情况属于欺骗,不是诈骗。”按现行法律,该笔贷款利息率超过法定基准利率(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.56%)的4倍,合约不受法律保护。

高利贷业者跨省追人

何金面临基金数十名股东的问责,正处在“水深火热、焦头烂额”的景况。

采访当晚,“线人”报说该客户“前妻”将出现在这家小区,何金等人赶来彻夜守候,但无功而返。

第二天,何金又据线报远赴江苏找人。中秋节三天长假他都在“跨省追捕”中,还是无功而返。

如果这370万元最后追不回来,何金大约要向股东们赔付20万元,“小半年白干了”。

但变故却丝毫没影响何金的职业热情。“干了这行之后不会想干别的。”他坦言,因为“来钱太快、太容易了”。

入行的第一单放贷600万元,两个月他挣了7万2000元(月息6%,他提成10%)。他还亲眼见到有人3年前拎着5万元入行,如今身家2000万元;另一方面,干这行有个最大好处——“不求人”,“无论多大身家的老板,见了我们都是低声下气的。”他说,“这个行业的人都由内而外地自信和强势。”

杭州2000家放高利贷

在畸高利润的诱惑下,眼下杭州城从事高利贷业务的投资公司、担保公司、典当行、寄售行、地下钱庄等,据何金估计不下2000家。

即使是投资何金基金的投资者,也都集体作出了更冒险的选择——他所在的基金为投资者提供两类选择,一类风险相对低收益相对低,另一类风险更高收益更高,但他说,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选择了后者。

在他看来,放高利贷和赌博是一回事,赌的是借款人的信用。“什幺都靠不住,最可靠的是感觉,看面相,印堂发黑的人千万不能借。”何金总结他的经验,“干我们这行,《易经》、风水啥的也要懂点”;其次,忌贪,“借高利贷就像吸毒,借了一次就有第二、第三次,直到被毒死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他吸毒过量之前切断毒源”。

“火眼金睛”的何金把自己的这次走眼,归咎于“世道疯狂”,杭州城高利贷庄家中跑路的,他认识的已有三位,都是因为借款人跑路而随之跑路的,而借款人跑路的更是“多了去”。

放眼全国,今年以来因民间高利贷而起的跑路、暴力追债、自杀等恶性事件在浙江、陕西、郑州、江苏、福建、内蒙古包头、鄂尔多斯等地都不绝于耳。

●1985年回顾温州曾大崩盘63人自杀

在民营经济和民间金融最发达的“借贷之城”浙江温州,资金链条已异常紧绷。

节后的温州,“老高”(放高利贷的人)跑路、“走佬”都是人们热议的话题。

中秋夜,至少有3家温州企业老板因无力偿债而做了“走佬”:洞头县奥米流体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等高管集体失踪;“泵阀之乡”永嘉县的阿斯泰泵阀公司老板跑路和浙江祥源钢业、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失踪(现已归案)。坊间传言,董事长吴保忠所欠债务包括2亿元银行贷款、8000万元民间借贷和5000万元承兑汇票。

跑路潮波涛汹涌

在此之前,据记者不完全统计,4月以来温州已见诸报端的涉嫌高利贷的“老高”跑路事件已不下10家: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逃往国外,波特曼咖啡老板严勤为、天石电子老板叶建乐、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、锦潮电器老板戴列竣、耐当劳鞋材公司老板戴志雄、落之神鞋业老板吴伟华、蝶梦儿鞋厂老板黄杰等均出走,百乐家电女老板郑珠菊携款潜逃被警方追捕归案。

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,在跑路“重灾区”龙湾永强,仅8月份就发生了20多起跑路事件,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“老高”跑了3人。

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,如此大规模的跑路潮实属罕见。“如果不是走投无路,这些人不会逃的。”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何延法说,有的债权人有黑社会后台,债务人一跑人身安全就失去了保障,而温州人乡土观念重、好面子,跑路等于自毁后半生的信用,“一般欠个几千万都不会跑”。

但数量级已经改变。数据显示,截至9月8日,“郑珠菊案”自发登记的债主名单已经上升至7页,涉及85人共计8948万元,郑珠菊共欠债权人的现金借款、银行承兑汇票等高达2亿8000万元。

而江南皮革一案,记者获得的一份由中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《江南皮革破产清算专项审计报告》显示,截至4月6日,江南皮革公司负债约2亿6000万元,其留下的资产总计约为1亿7000万元,严重资不抵债。

王晓东案涉15亿元

最典型的便是8月案发的涉及15亿元的原瓯海区国土资源分局公务员王晓东案,当时王遭到债权人“挤兑”,以“自首”形式向警方寻求庇护,被控于温州龟湖饭店。

还有更多的高利贷业者行踪已在警方的掌控之中,“债主们也不敢拿他们怎幺样,就这样硬挺着,还公开放话:把我逼死了,一分钱也拿不到。”温州企业家协会副会长、浙江天龙集团总裁陈奎洪说。

“这场地震让我想起1985年的温州‘抬会’崩盘。”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主任颜贻潘说,近几个月来,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待上门咨询或委托高利贷合同纠纷事宜的客户,“超过2亿元的不少于10个人”。

他所指的当年温州乐清抬会“炸会”(即崩盘),会款发生额达8亿元,参与人数达30万之多,致63人自杀,200余人潜逃,近千人被追债者非法关押、拷打,数万家庭倾家荡产。类似的事件还包括1999年温州平阳水头发生的“会案”,2004年苍南爆发的“矾山连环会案”。

●以炒闻名温州人炒房→炒矿→炒钱

据业内人士表示,江浙民间借贷的平均月息已经超过1毛(年化利息率120%),最高的达到月息100%。

民间借贷达1100亿元

“什幺生意能赶上放贷?卖白粉也没这幺高的利润。”温州担保协会一位负责人说。

相形之下,温州企业做实业的平均年投资回报率已经被挤压至约3%—10%,而其他投资渠道也并无出路——在限购令、限贷令的双重打击之下,温州商品房交易上半年同比下降近九成,土地流标率74%。周德文估计,至少有220亿热钱撤离温州楼市转战民间信贷市场。在温州当地报纸上,随处可见“吐血抛售”房产的广告,其中相当部分卖家是为了变现投入到民间借贷中。

资金的流向随之发生改变。温州市委党校教授朱康对说,“温州人以前炒房,后来炒矿、炒煤,现在则是‘炒钱’。”

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,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,有89%的家庭或个人、59.67%的企业参与。

随着年底春节还贷高峰期的临近,跑路潮会愈演愈烈,如果不处理好,温州经济会有地震。

春节恐爆“大地震”

此外,在温州民间遍地开花的担保公司、寄售行、典当行和投资服务公司等,实际上从事的也都是借贷业务。温州担保协会负责人估计,温州大概有寄售行400多家,担保公司近1000家。

一位担保业内人士说:“一旦恐慌袭来,债权人一挤兑,引发连锁反应,金字塔就会坍塌。”如果不处理好,温州经济会有地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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